[11]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执法检查曾经是地方人大履行监督职责，发现各国家机关及其公权力运行中存在问题的重要方式，但随着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权力的相对膨胀以及地方人大权力的相对萎缩，执法检查这项有力措施也逐渐退居幕后。并且，这两种监督都属于非国家机关监督，无法保障监督机制运行的常态化。

以上而言，不论是柔性监督还是刚性监督，都是地方人大履行监督职责的方式，必须充分发挥现有这种刚柔并济的过程性监督职责。[43]检索日期为2019年9月16日。(一)两类监督相互补充如前所述，地方监察委员会存在监督者难以监督自身的固有缺陷，有必要引入异体监督来化解该问题，而在我国现行的政制架构下，地方人大是唯一既有权力又有能力承担起该职责的国家机关。从立法来看，《宪法》99条规定了地方人大的主要职责，分别是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以及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情况的报告。具体而言：其一，人大代表要履行特定的程序才能开展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工作，通常是递交申请，并经依法批准，只有有关部门主动联络时才免于申请。

对监督权实施有效的再监督，防止地方监察委员会以监督之名行不法之实，必须启动以刚性问责为导向的地方人大权力监督职能，使之承担好监督权最后关口的守卫者的职责。这其中的第二级监督因实施同体监督而备受诟病，且各监督主体之间存在职能交叉、履行监督职责过程中存在相互推诿等现象，极大地浪费了国家的监督资源，造成了监督的低效。除《宪法》第31条外，宪法在司法判决中一般作为辅助资料出现。

这说明，宪法特别法说的应用方式，不应是一次性地、整体性地诊断，而应当是在具体的规范领域内对相应条款作出比对、甄别和认定，再决定特定宪法条款是否适用。这一主张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主旨包括：(1)根据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的一般原理，如满足效力对象的特定性与规范内容的特殊性，则构成特别法，而基本法满足这一要求。就1990年的时间节点而言，有关宪法条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适用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香港基本法》的条文必须被适用，否则，一国两制方针就会落空，这既违背《宪法》第31条的规定，也不符合1982年修宪的旨趣。前者是指，特别行政区制度由宪法所创设、认可，其合法性源于宪法。

关于第二个子命题，无论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其他任何公权力机关，还是特别行政区的普通居民，在一般意义上履行尊重内地体制之义务与在特别行政区范围内不适用具体的宪法条文，两者是可以相容的。应当说，宪法特别法说的贡献和风险并存，如果对该说一以贯之，必然要求我们接纳一个更广义的宪法概念，那么过去几十年来通行于内地的实证主义宪法观或法典化宪法观就会遭到挑战，从而带来理论上的极大不确定性。

基本法的自足性理论有利于基本法的全面实施，符合全国人大的合宪性判断，也能更合理地解释现行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是对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问题的妥当回应。所谓符合宪法，并非与宪法文本或其体现的政治原则相一致，而是指《香港基本法》与宪法都出于同一个制宪权。《香港基本法》第18条规定了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渊源，除紧急状态之外，这一条所认可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包括：(1)《香港基本法》。将之套用于《宪法》与《香港基本法》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冲突的主要是情形B和情形C。

如果我国没有实行一国两制方针，那么对宪法条文作上述分类将是荒谬的或没有实践意义的。参见童之伟：《特别行政区制度已成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4期。而一国两制方针的精髓在于，确保内地制度不会移植到香港，这是争取港人拥护回归祖国的关键战略将之套用于《宪法》与《香港基本法》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冲突的主要是情形B和情形C。

在此，《宪法》第67条并非独立于《香港基本法》而作为判决依据。对此，老一辈学者解说得比较直白：之所以宪法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因为《宪法》第31条以及基于该条文而制定的《香港基本法》与《宪法》序言、第1条、第5条等条文明显冲突，如果适用宪法，将导致《香港基本法》因抵触宪法而无效，因此唯一的结论就是《宪法》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就情形C而言，需要进一步区分。[25]近年来在制宪权领域用力甚勤的陈端洪教授指出：以制宪权为逻辑起点，我们才能说全国人大可以制定和宪法内容完全不同的地方基本法，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基本法在内容上和宪法不一致却还‘符合宪法，从而有效。

基本法规范属于宪法规范可以解释为何基本法规范能够约束某些宪法规范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考虑到这一背景，就很容易理解，为何内地的宪法监督始终在制度与实践层面裹足不前的同时，全国人大却能够果决地行使合宪性判断权，力挺两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合宪性。由于该说的核心是法律位阶问题，那么，一旦缺乏全国人大对基本法合宪性的一锤定音式的判定，《香港基本法》就无力阻止任何与之存在冲突的宪法条文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而这不符合一国两制方针。(3)前者调整某一对象，而后者缺乏相应规范。其实，我们甚至不需要论证宪法是有效的法，因为这是一切讨论的起点，从法实证主义的立场来讲，这是不证自明的。[30]参见张荣顺：《略论我国宪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中外法学》1990年第6期。

第五，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对基本法条文日常化地解释和适用不得导致无法维持基本法自足性的结果。由于人们常常把香港特别行政区不能否认宪法是有效的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应直接适用宪法条文这两个主张相混淆，才引发各种争议和相关学说。

[11](2)如何在理论上将这种排除加以正当化。[23]参见许崇德：《港澳基本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二）宪法特别法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应当被界定为宪法的特别法。在《国歌法》被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后，特别行政区将以本地立法的方式来落实《国歌法》的相关要求。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9页。因此，可以认为，当中央人民政府处理涉港事务时，必然同时涉及宪法(乃至若干其他宪制性规范)与基本法的适用，这也是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的真实情形。由于各种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多数香港同胞对内地法律制度持疑惧态度。而一国两制方针的精髓在于，确保内地制度不会移植到香港，这是争取港人拥护回归祖国的关键战略。

对此可作如下理解：第一，一国两制方针是史无前例、极具创意的，而作为该方针之法律化的《香港基本法》，从起草阶段开始，就无法掩藏其与中国宪法文本的不一致。[22]就情形C而言，宪法有关条文的实质内容指向基本法规定缺漏的领域，此时宪法能否适用？对此，过去几十年中理论界提出了若干代表性学说，这些学说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缺陷。

显然，该理论有其政治前提，即不论某宪法条文是否直接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宪法作为一部有效的法是不能被否认的，其在内地建构的宪制秩序也应得到特别行政区的普遍承认。特定国家机构自完成依法建制那一刻起，适用过程即告完成。

[10]概而言之：(1)一国两制方针通过基本法来具体落实，所以基本法必须是有效的法。(3)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这说明，宪法特别法说的应用方式，不应是一次性地、整体性地诊断，而应当是在具体的规范领域内对相应条款作出比对、甄别和认定，再决定特定宪法条款是否适用。3.相关司法实践回归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实践基本与上述法律渊源规则相符。尽管一国两制方针的内在要求就是允许、维护乃至鼓励香港体制与内地体制之间的差异，但从建基于成文宪法传统、法实证主义以及法律位阶理论之上的经典宪法学视角来看，作为人大立法的《香港基本法》仍不能免于被诘问其何以见容于中国宪法秩序的问题。[28]刘志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北方法学》2014年第6期。

它将基本法视作宪法特别法，实际上就是赋予基本法以宪法规范的位阶，由此，所谓宪法与基本法条文相冲突的问题，就转化为不同宪法规范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而宪法条文就不再因其位阶上的优势而当然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第三，全国人大的合宪性判断的作出，是基于其监督宪法的实施之法定职权，也是基于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地位。

[21]就情形B而言，鉴于基本法合宪性的决定已经确认，相关问题的处理仍以基本法为依据，由此不难解决冲突。第二，《香港基本法》的目的在于建构、维护和发展一套适合香港自身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这一法律秩序亦包含对(地理意义上的)特别行政区以外的有关国家机构的授权，因为非此不足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的落实。

这一主张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主旨包括：(1)根据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的一般原理，如满足效力对象的特定性与规范内容的特殊性，则构成特别法，而基本法满足这一要求。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修改第31条，增加或位移具体决定设立及决定有关制度的授权，从而在第31条之内形成国家决定可以设立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决定设立特别行政区的具体区域及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全国人大结合具体情况以法律规定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的宪法逻辑。